课间巡视时,总看见储物柜角落躺着几个无人认领的水煮蛋。圆润的蛋壳蒙着层水雾,有的裂开蛛网似的纹路,像被遗忘的小月亮,从早读静默到夕会。
“为什么不吃鸡蛋?” 我指着营养菜单问围过来的学生。
“蛋白像橡皮!”“蛋黄噎嗓子!” 此起彼伏的抱怨里,最响亮的回答是:“每天都吃,早就吃腻啦!” 孩子们皱着鼻子的表情,让我想起自己抽屉里总舍不得吃的蛋黄酥 —— 那是用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换来的。
变故发生在某个寻常的周三。午休铃响时,后排的小林突然跳起来,书包被带倒在地,作业本哗啦啦散落。他扒开乱作一团的课本,抽出颗沾着绒毛的鸡蛋,声音像被扯断的琴弦:“谁放的?谁把这东西塞我书包?” 他通红的眼眶扫过哄笑的同学,最后定格在我身上,攥着鸡蛋的指节泛白。
“这是免费营养餐。” 我试图解释。
“我讨厌鸡蛋!” 他突然将蛋狠狠砸向垃圾桶,蛋液迸溅在地板上,像朵破碎的太阳花。那天下午,保洁阿姨拖地时,我蹲在旁边帮着擦顽固的蛋黄渍,忽然想起二十年前的深秋。
千禧年初,我在乡镇小学念书。校门口总有挎着竹篮卖鸡蛋的老农,五毛钱能换三个温热的鸡蛋。某个暴雨天,我没带伞,正缩在屋檐下跺脚,瞥见隔壁班的小雨举着塑料袋冲进来 —— 袋里躺着颗裹着旧报纸的鸡蛋,是她奶奶冒雨送来的加餐。雨水顺着油纸伞骨往下淌,她却把鸡蛋捂在胸口,生怕淋着一星半点。
而我第一次完整吃到鸡蛋,是在十五岁的夏天。父亲下岗后跑起摩的,有次载着乘客在暴雨里摔了车,膝盖渗着血却攥着个完好无损的塑料袋。回家打开,三个鸡蛋裹在他汗湿的衬衫里,隔着半透明的薄膜,我甚至能看见蛋白微微颤动的模样。
如今超市冷柜里的鸡蛋按盒售卖,真空包装的水煮蛋带着工厂特有的整齐。但每次经过熟食区,我的目光总会被那排热气腾腾的水煮蛋吸引。咬开蛋壳时,蒸腾的热气裹着熟悉的香气,恍惚间又回到蹲在灶台边,眼巴巴等着母亲掀开锅盖的童年。那些被嫌弃的鸡蛋,或许正是某个时代最珍贵的温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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